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裡，重新習得放空的實踐過程

首先來回答底下幾個問題：

1. 你是否曾經要寫作業，打開電腦後，一個小時後才默默關掉臉書或Youtube？
2. 你是否在社群媒體上發了一篇動態，過幾分鐘後就迫不及待想看看有沒有人回應？
3. 你是否三不五時就想查看社群媒體？
4. 你是否跟另一半去餐廳吃飯，還是會看著手機呢？
5. 你是否曾經花了一整晚，瀏覽臉書或Youtube上的短片？
6. 你是否在等待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在乘坐的當下，就會習慣拿起手機？

如果以上6個問題都是肯定的，你也許是一個網路成癮患者。不過你並不孤單，畢竟在這個年頭，誰不是網路重度使用者呢？尤其在智慧手機發明後，從小孩到老人，只要有能力負擔，幾乎都人手一台。

英文程度不好，卻需要寫英文文章，怎麼辦？

Photo by Christian Erfurt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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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上，難免會遇到需要使用英文的時候，這時候該怎麼辦呢？你說把工作推給其他同事？那麼，如果你已經是同事之間英文程度最好的，或者這份工作本來就屬於你，想推也推不掉，你該怎麼辦？

用Google翻譯？

Google翻譯是很好用的工具，但是如果直接把整段文章丟入，結果就是悲劇。英翻中可能還可以，中翻英肯定是不行的。Google工程師要能夠駕馭中文，還得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此時此刻，我們仍得自立自強。

我前幾天被指派了一項工作。我們是學校單位，仰賴中華民國教育部的計畫餵養，他們給錢，我們提交計畫書與KPI。教育部要求我們得把計畫書的亮點翻譯成英文，工作就這麼落在我的頭上，只因為我的英文程度相對比較好。

我的英文程度好嗎？我實在不敢這麼自稱。幾年前考過多益跟雅思，多益滿分990，我考了850分，雅思滿分9分，我考了6分。不能算太差，但是也僅是堪用。

可是就是做翻譯工作啊，該怎麼辦呢？幸好我最近很閒，有好幾天可以摸索。於是我找出了一些方法，這裡分享給各位。

影響我一生的一本書：小王子

 

雖然我的人生還沒過完，不過要說到影響我人生的書籍，第一個躍入腦海的就是聖修伯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1900-1944）的《小王子》（Le Petit Prince）。這本書有多有名應該不需要我多做介紹了，它被翻譯成超過250種以上語言，販售冊數超過兩億本以上，相關資料大家可以逕自到維基百科上查詢，我就不複製貼上了。

如果你真的沒讀過《小王子》，我幫你做個基本簡介。本書以一個在撒哈拉沙漠迫降的飛行員為第一人稱口吻，描述他遇到一個來自B612小行星的孩子（外星人？）。作者透過飛行員與小王子的對話，談什麼才是人生的價值。故事裡大量描述成人世界的可笑，並且讚揚只有孩子才懂得真正的快樂。

我第一次閱讀《小王子》時，大約是在我18歲左右。當時的我經歷父親自殺，家庭幾近破碎，未來一片茫然。

【雜記】重返功能型手機時代的放空生活

▲Nokia 8110黃澄澄的外表，讓它又俗稱香蕉機

最近買了功能型手機：Nokia 8110 4G。

Nokia 8110是HMD Global在2018年的復刻機種，系統是KaiOS，具有4G上網功能。簡單來說就是以前的功能型手機，現代俗稱智障手機、老人機，但是具有4G行動上網及熱點分享功能。

功能型手機最大的不同處就是沒有智慧型手機各種方便的應用程式，沒有LINE、Uber、Netflilix等軟體。即便Nokia 8110內建YouTube，但是看看那種畫質及畫面大小，也不會有人想看的。

既然這麼爛，幹嘛買？

之所以會買這種閹割過的手機，也是有感於自己太過依賴手機。自從在2011年於澳洲買了人生第一台智慧手機後，幾乎時時刻刻無法遠離它。吃飯時要看手機、搭捷運時要看手機、上廁所時要看手機，就連走路都盯著手機看。

放空一詞從此跟我無緣，大腦佔據了太多沒有意義的資訊。一個晚上可能耗在YouTube上，看著可愛的貓咪影片，一片接著一片，虛度了人生。可愛貓咪影片算還好了，至少撫慰心靈，9GAG上面一堆智障meme(1)，看完讓人覺得自己到底看了什麼，卻又忍不住滑下去，因為我的手停不住啊！

當然你可能會說，那就不要看就好啦，幹嘛停用智慧手機。很多很方便的APP，不用不是很可惜嗎？

我也知道很方便啊。要聯絡朋友？誰還在傳簡訊浪費錢，LINE幾乎取代了簡訊，甚至電話也取代了。下雨天不想出門買午餐？開啟Uber Eats點個餐點及飲料，然後在沙發上追個劇，半小時內就送來。等公車很無聊嗎？上千萬部娛樂影片及遊戲等著你下載，很多還免費！

然而，便利的代價，不就是人們花了更多更多的時間在手機上嗎？各位在餐廳裡看過情侶或夫妻用餐時，眼睛只盯著手機螢幕的嗎？有時我都懷疑這樣幹嘛去外面約會吃飯，在家叫外送一起吃不就好了？

如果能夠控制自我慾望，輕鬆駕馭掌上魔物，智慧型手機當然是現代人最好的輔助工具。至於我，根本不行，最好的方法，就是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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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一夕間在網際網路上被大量宣傳及轉播，一舉成為備受注目的事物。

常見的幹話：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

source

最近流行一個名詞叫「幹話」[1]，可能是台灣人越來越愛講幹話吧，到處都可以聽到有人被酸「講幹話」。身為台灣人，當時一聽這個名詞就知道什麼意思了，不過這裡還是給個定義吧。

網路上關於幹話的定義有好幾個，例如人渣文本說的三個定義：

第一，聽起來好像是在講道理，但還不如講個「幹」來得省時間。
第二，當事人感覺好像是來溝通，其實是獨白。
第三，乍聽似乎有點幽默感，但就算是真要講笑話，也是完全失敗的冷笑話。

我個人的定義比較不同，我認為幹話首先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

聽者會感到氣憤，覺得很「幹」或者會想直接罵對方「幹！」。

另一個條件比較寬鬆，下列兩個選項擇一即可：

1. 聽起來煞有其事，條條有理，實際上沒有解決任何問題的廢話。
2. 為了滿足自己的情緒，掩飾自己的無能而脫口而出的酸話。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兩岸關係

最近我在臉書上加了一些中國網友。

這些網友是從帝吧出征事件來的，先做個簡單說明。話說在一個多禮拜前，也就是2016年1月20日晚上七點，總統大選剛過第四天。中國百度網站有個「李毅吧」，又叫「帝吧」的粉絲團，聚集了大量的中國青年，打著「帝吧出征，寸草不生」的名號，翻牆到三立新聞、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蔡英文等臉書粉絲頁，留下了數千筆，甚至數萬筆的垃圾資訊，來表達他們對台獨的憤怒。

我們可以因為狗狗可愛而不吃狗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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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位哲學普及作家朱家安，突然冒天下之大不韙，發了一篇文叫〈要保護我們的毛小孩，就開放吃狗肉吧！〉。這篇文章的發想，是源自11月2日動保團體包圍越南辦事處，抗議越籍移工在臺灣殺狗吃狗肉的事件（點此看新聞）。

小時候還沒禁止屠殺狗貓之前，家裡附近也有香肉店，早聽人說過狗肉有分什麼一黑二黃三花四白。雖然我們家長年茹素，根本沒機會碰過，但是我以為要吃的人就去吃吧，關我什麼事呢。但是，如果大家都覺得貓狗很可愛，規定大家不准吃，那也是可以的啊，總之是共識問題。不過一直以來此議題都只是網友平常打屁聊天的材料，可也沒見誰真的拿上檯面講，偏偏這位年輕的哲學家，吃了熊心豹子膽，直接就拿聲勢浩大的動保團體開刀。

剎那間，聲討有之，聲援有之。先不提文章底下砲火轟隆的討論串，此起彼落的討論文也不少，有認知神經科學博士發表了一篇〈要保護我們的小孩，就開放吃人肉吧？〉，也有人類學者一篇〈我們正在討論動物福利的議題？還是只是打群架而已？〉，或是知名廣告人的〈我曾經吃過狗〉（唉呀，這個作者很有趣）。

老實說我敬佩朱家安，沒有三兩三，一般的部落客是不會捅這個馬蜂窩的，捅了之後也還真是馬蜂四起。我有在臉書上追蹤朱家安，只見他到處回別人留言，網友頓時分成兩派，一派認為貓狗就是不能吃，你無恥你下流你沒文化，另一派，也就是朱家安這派，認為道德標準應該一視同仁，如果牛豬雞羊魚能吃，貓狗就能吃。假設言語能成刀劍，今天的臉書可說刀光劍影，血流成河。

可是我以為朱家安是錯的。

英國料理大挑戰：有一點失敗的英式魚派（Fish Pie）

今天挑戰英式魚排，這裡是所有需要的材料（還有麵粉啦，忘了拍）。

最近在讀哈利波特原文書，裡面提到許多食物名字，讓我對於英國料理感到有點興趣。常聽人說英國人不懂美食，這是真的嗎？今天就決定來試做英式魚派，來驗證看看！

這份食譜我是從BBC網站上看到的，這裡是連結。

2015年上映的新動畫：小王子

聖修伯里（Antoine Marie Jean-Baptiste Roger de Saint-Exupéry, 1900-1944）的《小王子》（Le Petit Prince）是一部持續熱賣的長青兒童小說，當然即便以最寬鬆的定義，它都不能算是科幻小說，雖然小王子本身來自外星球。

這部影片不只是把小王子的故事改成動畫版，而是屬於故事裡頭的故事。整部影片的色澤、運鏡，都讓人感到十分溫馨。動畫導演是馬克‧奧斯本（Mark Osborne），之前曾執導《功夫熊貓》。對比《功夫熊貓》的幽默，看來這次風格完全不同。

《小王子》出版後暢銷全世界，有多熱賣呢，它有257種的語言版本，銷售量達到兩億多冊以上。雖然許多人認為它是一本童書，可是就我看來，根本就是寫給有歷練的大人看的。作者在書裡面談了愛情、友情、離別等；他還諷刺了各種大人物，有的汲汲營營追求虛幻的星星，有的貪圖權勢，卻只能在自己的星球上當一人國的國王。通篇來看，作者純粹是想告訴我們，真正重要的東西，是不能用眼睛看見的。

剛好在今年12月20日，在台北華山1914文創園區也有小王子特展，我應該會找個機會去看吧。

Google時代一定要會的整理術：資訊整理技巧分享

資訊膨脹已經到達無法置信的地步，看看上面這張圖片，此為2011年由Intel Free Press製作的，描述每分鐘在網路世界發生的事。裡頭寫到每分鐘有6篇新的維基百科頁面更新，20個人被盜取個資，新增1300個手機使用者，寄出兩億四千萬封電子郵件（我看八成以上都是垃圾郵件吧）等。最誇張的是右下角的估計，在2015年，你得花五年的時間，才可能看完每秒鐘在網路上流傳的影片。圖片來源。

Google前任資訊長梅瑞爾（Douglas C. Merrill）寫了一本教人們整理日常與工作龐雜資訊的書，中文書名就是本標題，由天下遠見出版。不過這本書是2010年的書，裡頭有些資訊已經過時，沒什麼必要去找來看。倒是可以談談我如何處理資料的，也希望如果有網友路過，能夠一起分享自己的經驗。

在大學期間，我已經意識到龐雜的資訊已經讓大腦不堪負荷。數年後，隨著移動網路設備的流行，資訊量更是急速暴增。我們有窮盡一生都讀不完的實體書，有二十四小時無限播放的新聞頻道；從二十世紀初開始盛行的電影，據說現在累積的數量超過二十萬部以上，更別說數以兆計的網路資訊。

難怪現在常有人提倡慢活，現代的生活節奏實在太快了，我們得掌握自己的步調才行。

為此，我在這一兩年開始找尋能夠有效整理資訊的方法，讓科技協助我們，避免存入過多資訊在腦袋裡：

Google日曆

這是一款極好用的工具，相信很多人都已經開始用了，也不需要多做介紹。過去沒有智慧手機時，我會買一本記事本，上頭劃著一格一格日曆，讓你把要做的事記上去。可是卻常常發生「徹底忘記自己記錄了些什麼」的慘劇。

現在有了智慧手機後，就不需要每年買記事本了，用Google日曆即可。它不僅可以在桌上電腦使用，也支援智慧手機，你可以在桌上電腦寫好要做什麼事，設定好提醒時間，時間到了之後手機自然會提醒你接下來該做什麼事。

性交易與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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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在PTT性板，經修改後挪到部落格備份。

什麼是性交易

性交易時，你不需要顧慮到對方的感覺，反正只是個洩慾對象，充其量就是比充氣娃娃再高上一等級。她叫什麼名字？喜歡吃提拉米蘇還是芋頭卷？左腳的疤痕是否有個故事？你不在乎。

你盡情地在她身上馳騁，貪婪地舔著奶頭。數分鐘後，卵蛋一緊，一陣酥麻，你顫抖了，快樂也停止了。你起身沖水，讓她幫你洗個殘廢澡。你張著眼想看她長什麼樣子，卻只看到假睫毛後，眼瞳映照的自己。你永遠不會記住她的臉龐。

專為套房族設計的電磁爐簡易料理：台版快樂燒

只有一個電磁爐，一個平底鍋，也沒有專用的洗手台，實在很難讓我大展伸手。不過還是有些簡單的料理可以做，例如大阪燒。

大阪燒又有另一個稱呼，叫喜好燒，簡單來說，就是你高興放什麼料就放什麼料，不過為了酥脆口感，盡量別選水分過多的蔬菜。

好，來動手吧！

專為套房族設計的電磁爐簡易料理：香菇牛肉豌豆莢關廟麵

前言

為了寫論文，我在東華大學前門租了一間套房，非常後悔，因為美食街在後門，從家裡騎腳踏車到後門得花二十分鐘，每次吃飯都得跑這麼遠。再加上最近台灣食物安全問題浮現，就興起自己開伙之念，可是手邊只有一台電磁爐，本想再多買一些器具，可是為免日後搬家麻煩，決定只用電磁爐做料理。

可是上網搜尋電磁爐料理，卻寥寥無幾，怎麼沒有人專為套房族寫食譜呢？好吧，那就我自己來，雖然我也不是什麼大廚，但是旅居澳洲時，都是自己開伙，煮久了也有點心得。如果你想做真正的美食，我推薦你去看MASAの料理ABC，這是非常棒的日本料理網站。如果你只是想填飽肚子，可是卻對廚藝一竅不通，上網搜尋碰巧來到這裡，歡迎你繼續看下去。

今天介紹的是香菇牛肉豌豆莢關廟麵（好長的名字）。

茶包泡完，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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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比較少用茶包，在家裡當然用茶具。至於超市所賣的茶包，經常都是廉價茶葉，用機器採摘的，葉子都破碎了，當然整個絞碎做茶包，這些我是不喝的。不過有時候手頭上沒茶葉，就只好買茶包解解饞。

只有在圖書館唸書時，我才會把茶葉裝入茶包裡，這樣就不需要帶著茶具，只要一個馬克杯，就可以享受一杯好茶。緩緩地將熱水灌入茶杯，望著氤氳的茶香飄出，再拿出茶包，非常簡單。這時會出現一個惱人的小問題，茶包該怎麼辦呢？一般來說當然是丟在垃圾桶，可是從座位走到垃圾桶，一邊拿著茶包一邊滴茶水也不太好。我不太可能帶著上圖那種放茶包的小碟子，只好折幾張衛生紙，直接把茶包放在衛生紙上。

驚艷！魚池鄉香茶巷四十號的紅玉紅茶

在澳洲度假打工的第一年，每天都想著台灣的紅茶，超市賣的茶包根本就無法滿足我，原本旅行到雪梨時，打算進專門茶店買英式紅茶的，又嫌太貴所以做罷。後來女友說要來澳洲玩，便委託她買了300克的花蓮蜜香紅茶，節儉地喝了八個月（偶爾喝立頓紅茶，不然很快沒了）。現在回到茶之國度台灣，當然是要好好品嚐道地的台灣紅茶啦！

據說在日本殖民時期，日本人就將印度阿薩姆的茶樹移植到台灣的魚池鄉。身為研究茶樹移植歷史的研究生，綽號又叫綠茶，竟然不知道這段歷史，還是從香茶巷四十號這家紅茶專賣店的DM得知的，實在汗顏。香茶巷四十號的說法不是空穴來風，自從英國人在印度阿薩姆地區發現原生茶樹後，就積極地栽培，想要製出口感比中國紅茶要好的紅茶。面對英國人全面搶佔茶葉市場，日本人也開始緊張，於是政府在1876年派了多田元吉等人到印度考察紅茶的製作方法。多田元吉是一名卸甲歸農的武士，在家鄉製作茶葉，不過他這趟旅程只學到了茶樹耕種跟紅茶製作方法，並沒有涉及茶園經營情況，因此日本人根本搞不清楚市場狀況。要到了1895年，透過日本駐孟買領事吳大五郎的報告，日本人才警覺到世界上最大的紅茶產地就在阿薩姆與孟加拉。孟買領事考察了大吉嶺後，做出這樣的結論：

已隸屬我國版圖的台灣，同屬茶產豐富且多瘴癘之地，我們的民政官員，有必要從事當地的文化建設，振興當地的產業，建設另一個大吉嶺。

哇！另一個大吉嶺耶，難怪台灣紅茶揚名海外，據說還是當時天皇的御用珍品咧。


結果，今天下樓買飯時，居然踢到了一包東西。
 

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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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領過小費，也給過小費。年輕時在色情酒店當服務生，俗稱『少爺』。少爺不是給人服侍的，卻是服侍別人的，通常沒有底薪，靠的是尋芳客的打賞。有些客人給個幾張百元鈔就住手了，有些則『阿殺莉』一些，全部少爺都給叫進包廂，一人賞一張蔣大頭，大夥喜滋滋地喊，『謝謝王董』。


除了酒店，目前臺灣基本上沒有小費文化，倒是會在用餐後，帳單上頭添個10%的服務費。美其名是犒賞替你端菜擦桌的服務生，實際上都進了老闆口袋。

忘了在哪篇散文曾讀過，據說在民初的中國大陸是有小費文化的，你的服務品質全憑小費多寡。多給了，服務生給的笑容多一些，少給了，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好臉色看。現在大陸沒小費文化了，另一頭的北美洲大陸卻還有，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澳洲雖屬西方文化，卻沒有給小費的習慣。在澳洲待了ㄧ年多，只給過兩次。一次是參加Uluru的旅遊團，同行的澳洲女子提議一人給導遊十元的小費。導遊Mike的確帶得不錯，為人風趣，又都與大家打成一片，小費給得不冤。另一次是在雪梨自己搭計程車，下車時ㄧ時興起，遞過一張二十元鈔，便說，Keep the change。其實也不過幾塊錢，倒是頗有當大爺的感覺。

我是不贊同給小費的，給多少錢，得多少服務，明明白白，誰也不吃虧。要不然，給多了是闊氣，給少了是小氣，人與人之間，有了分別，也增加在飯菜裡吃到服務生口水的可能性，何苦來哉？

我的人生，我的文字，我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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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臉書還未流行於臺灣時，我最早開始寫作的地方是奇摩大摩域，類似台大批踢踢實業坊的的電子佈告欄。書寫心情，記錄人生，有時候平鋪直敘帶點髒話，有時候矯揉造作企圖營造文青風格，不管文筆多麼生澀，思想多麼幼稚，我很用力地活著，也很用力地書寫。這時期的文字都未留下，隨著大摩域關站將那時的人生埋藏在電子資訊洪流裡。

然後我創了部落格。

生活中的小幸福

前不久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張圖，描寫生活中會遇到的小幸福。諸如闔上厚重百科全書剎那的聲響、舊書翻開後的氣味、剛印好文件的溫度等等。其實老早就遺忘了這些感動，腦袋裡所想的只有一堆瑣事，想著自己該用柔軟精來洗衣服、要在公司附近找間新房子、下禮拜的英文課也即將開始。

可是生活中的微小幸福一直都存在，檸檬切開的香氣、抬頭一望無際湛藍的天、罐子裡的最後一顆糖。我還記得那時在列車上，車廂連結間的鐵板咔啦咔啦作響，周遭人群的笑鬧，我下了車，擠開人群，通過收票口，見著妳在車站候車室的身影，還有臉上幸福洋溢的笑容。

羅瑞克：弗里德曼的偉大思想

學校的某位老師寄了一封信，跟我分享哈佛國際政經教授羅瑞克(Dani Rodrik)的一篇文章〈羅瑞克：弗里德曼的偉大思想〉，底下我會附全文，先說一下我讀完後的想法。

我以為Dani Rodrik對自由市場擁護者的批評僅對了某部分，首先我從自由市場與價格體系說起，談談自己對此的理解。

價格體系最大的好處就是傳達過量與短缺的訊息，量多降價，量少漲價，而體系的完善需要仰賴貨幣、產權制度，當然還有政府的壟斷性暴力。可是價格體系有個先天的缺陷存在，就是並非每件事物都可以輕易地換算成金錢。我們無法衡量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價格，有些事情我們不會拿到市場上交易，例如愛情、親情，或者一些交易時會讓別人感到不安的商品，如器官、人、性等等。




此外，價格體系也不是一直運作在我們社會每個角落，有些時候我們習慣用其他體系運作。例如周杰倫要辦一場演唱會，買票的人肯定大排常龍，或者需要一大早起床到電腦前搶票。這樣的行為都讓租值消散，最好的方法是用個競標系統，讓價高的人去坐最好的位置，然而真要這麼做，恐怕會先惹來一陣非議。我不是說價格體系不好，事實上價格體系是目前所知最容易傳達訊息的系統，然而並非每個人都有辦法在價格體系上佔優勢，有人若臉孔姣好，很可能就想利用自己的優勢走另一條路。



自由市場藉由價格體系來運作，說穿了就是競爭，能使資源獲得最有效的分配必須讓眾人在市場上出價較勁。然而它的缺點也在競爭，自由市場不僅是價高者得，在市場上落敗的人，輕則破財、重則人亡。我們明瞭這個社會本來就是弱肉強食的世界，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有人因為貧困，無法就醫而去世。

拉哩拉雜地講一堆不清楚的話，不如讓我引張五常在經濟解釋一段話，「另一方面，因為競爭準則對人的收入、享受有決定性的作用，所以在不同的準則下，人的行為就不同。以價高者得為例吧。一個人要在市場中得益，就要努力生產，或發明新的產品，或創造有效率的經營方法，或找尋可以節省費用的訊息，等等。但若物品沒有市價，以配給的方法分配，那麼競爭者就會選擇「走後門」之路，或運用政治手法，爭取一官半職，等等。」

我以為問題就出在這裡，不是所有商品都可以藉由價格體系運作，人類也無法忍受有人因為競爭不利得到徹底的失敗。這個就是自由市場的缺陷。

別誤會，我不是想為政府干涉的行為塗脂抹粉，而是我一直在想，政府的行為除了壟斷暴力、提供司法制度，完善產權制度，是不是還得做其他事？例如協調農民種植、都市更新等等。這問題我沒有答案，因此我以為Rodrik的說法我可以接受某部分。

不能接受的部分比較簡單，他說了Milton Friedman以鉛筆為例來頌揚自由市場的故事。但是他指出，現在都是中國人在製造鉛筆，他們的技術也沒有很好，又有一堆國營企業，政府干預市場很嚴重，勞工也沒便宜到哪裡去。因此中國經濟的成功，不能否認是中國政府工業化政策的貢獻。

這樣的分析有點單薄，缺乏時間的視野。中國鉛筆業的發達，或許歸功於中國政府的大力推動，可是誰知道這是不是挖東牆補西牆？進一步當然需要調查研究，只是他的說法讓人懷疑。美國在十九世紀時幾乎都閉關鎖國，採貿易封閉政策，經濟卻大幅成長，可是同時他們也不斷地向西部擴張。難道我們只看他的保護主義，不理會美國擴張的事實？




原文：

Dani Rodrik: Milton Friedman's Magical Thinking


CAMBRIDGE - Next year will mark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Milton Friedman's birth. Friedman was on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 leading economists, a Nobel Prize winner who made notable contributions to monetary policy and consumption theory. But he will be remembered primarily as the visionary who provided the intellectual firepower for free-market enthusiasts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and as the eminence grise behind the dramatic shift in the economic policies that took place after 1980.

At a time when skepticism about markets ran rampant, Friedman explained in clear, accessible language that private enterprise is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prosperity. All successful economies are built on thrift, hard work, and individual initiative. He railed against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at encumber entrepreneurship and restrict markets. What Adam Smith wa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ilton Friedman was to the twentieth.

As Friedman's landmark television series 'Free to Choose' was being broadcast in 1980, the world economy stood in the throes of a singular transformation. Inspired by Friedman's ideas, Ronald Reagan, Margaret Thatcher, and many other government leaders began to dismantle the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and regulations that had been built up over the preceding decades.

China moved away from central planning and allowed markets to flourish - first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ventually, in industrial goods. Latin America sharply reduced its trade barriers and privatised its state-owned firms. When the Berlin Wall fell in 1990, there was no doubt as to which direction the former command economies would take: towards free markets.

But Friedman also produced a less felicitous legacy. In his zeal to promote the power of markets, he drew too sharp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In effect, he presented government as the enemy of the market. He therefore blinded us to the evident reality that all successful economies are, in fact, mixed.

Unfortunately, the world economy is still contending with that blindness in the aftermath of a financial crisis that resulted, in no small part, from letting financial markets run too free.

The Friedmanite perspective greatly underestimates the institutional prerequisites of markets. Let the government simply enforce property rights and contracts, and - presto! - markets can work their magic.

In fact, the kind of markets that modern economies need are not self-creating, self-regulating, self-stabilising, or self-legitimising. Governments must invest in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counteract asymmetric information, externalities, and unequal bargaining power; moderate financial panics and recessions; and respond to popular demands for safety nets and social insurance.

Markets are the essence of a market economy in the same sense that lemons are the essence of lemonade. Pure lemon juice is barely drinkable. To make good lemonade, you need to mix it with water and sugar. Of course, if you put too much water in the mix, you ruin the lemonade, just as too much government meddling can make markets dysfunctional. The trick is not to discard the water and the sugar, but to get the proportions right.

Hong Kong, which Friedman held up as the exemplar of a free-market society, remains the exception to the mixed-economy rule - and even there the government has played a large role in providing land for housing.

The image most people will retain of Friedman is the smiling, diminutive, unassuming professor holding up a pencil in front of the cameras in 'Free to Choose' to illustrate the power of markets. It took thousands of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o make this pencil, Friedman said - to mine the graphite, cut the wood, assemble the components, and market the final product. No single central authority coordinated their actions; that feat was accomplished by the magic of free markets and the price system.

More than 30 years later,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coda to the pencil story (which in fact was based on an article by the economist Leonard E. Read). Today, most of the world's pencils are produced in China - an economy that is a peculiar mix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state direction.

A modern-day Friedman might want to ask how China has come to dominate the pencil industry, as it has so many others. There are better sources of graphite in Mexico and South Korea. Forest reserves are more plentiful in Indonesia and Brazil.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tter technology. China has lots of low-cost labour, but so does Bangladesh, Ethiopia, and many other populous low-income countries.

Undoubtedly, most of the credit belongs to the initiative and hard work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labourers. But the present-day pencil story would be incomplete without citing China's state-owned firms, which made the initial investments in technology and labour training; lax forest management policies, which kept wood artificially cheap; generous export subsidies;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currency markets, which gives Chinese producers a significant cost advantage.

China's government has subsidised, protected, and goaded its firms to ensure rapid industrialisation, thereby altering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its favour.

Friedman himself would have rued these government policies. Yet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workers that pencil factories in China employ would most likely have remained poor farmers if the government had not given market forces a nudge to get the industry off the ground. Given China's economic success, it is hard to deny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government's industrialisation policies.

Free-market enthusiast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will remain secure. But thinkers like Friedman leave an ambiguous and puzzling legacy, because it is the interventionists who have succeeded in economic history, where it really matters.

Dani Rodrik,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t Harvard University, is the author of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感慨良多的研究所生涯

最近讀了[回應] 為何台灣那麼多人唸南加大？，頗有感觸。

我認為那位作者的推論是正確的，臺灣因為政府補助教育，讓人民紛紛湧入高等教育，造成低分進大學，滿街大學生的現象。在某個角度上，我算是這個體制下的「受害者」。

社會上是否需要大多數人進研究所鑽研學術，見仁見智，也沒有明確答案。然而我在高職畢業後，原本就不打算繼續求學，曾做過超商店員、健康器材業務員、餐飲學徒等行業。後來實在體會到沒有大學學歷很難找到滿意的工作（連面試的機會都無！），只好退伍後考取臺北某大學進修部歷史系，混個學歷。